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陆家嘴夜话

【第十五期“陆家嘴资本夜话” 秦朔:中国经济社会的六层压力】

2018年08月20日

8月7日晚,由和记娱乐、陆家嘴金融城发展局、上海市银行同业公会、上海市基金同业公会、上海市保险同业公会、上海上市公司协会、上海证券同业公会、上海股权投资协会、上海国际股权投资基金协会、中国金融信息中心等机构联合主办的“陆家嘴资本夜话”第15期活动在中国金融信息中心举行。本期活动以“当前经济社会压力与出路的深层思考”为主题,邀请前《第一财经日报》总编辑秦朔先生做主题报告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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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art 1  中国经济社会和民族性

 

改革开放四十年来,中国从世界GDP占比非常低的位置一直在向上努力。中国的这条曲线从某种意义上比美国的曲线还要漂亮,美国GDP占全球GDP的最高点是22%,目前虽然规模慢慢下来了,但它奠定的全球话语权依然没有发生太大改变,它在全球的影响力仍然是非常大的。我们这一代人将见证中国GDP占比和美国交叉,然后再超过美国的历史时刻。

 

经济学认为,一国的生活水平取决于生产物品与劳务的能力。在市场条件下,劳动成果可以通过市场进行交换。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发展,从宏观来看,有数亿计的劳动力从产出非常低的农村走向了城市,走向了流水线,走向了城市的服务业。有专家做过统计,得出一个劳动力在农村和在工业、服务业里面的产出差别可能是7到28倍。所以一个国家GDP的爆增,和国民的产出的价值大幅增加有很大的因果关系。当然,这么多人从农业转移到工业和服务业商,就需要一些承接者,这个承接者就是企业和企业家。

 

在走向成熟市场化的过程中,美国是先有社会,后有政府,所以他一开始是非常自由的,然后逐步建立起来了金融体系,包括债券、证券、银行等等体系,同时也逐步建立起来了食品卫生、安全、环境等等领域内的体系,经过一百多年的建设,才有了比较完备的体系。中国则是在建国之后的计划经济体系下,通过改革开放,慢慢地从计划向市场让渡,由中央向地方让渡,由国有控制体系向民间去让渡。所有说,中美的一个发展路径,是有很大的不同的。

 

Part 2  经济社会之压力

 

房地产僵局、地方财政困境、金融乱象频发

今年1至7月,根据中原地产统计,一线城市土地流标13宗,二线城市合计流标经营性土地154宗,三四线城市经营性土地合计流标达到了629宗,一共流拍了796块土地。今年的住宅用地成交价比去年同期已经降了20%,在这种情况下还流拍了17%,说明开发商也承受不了。这样流拍下去,接下来地方政府财政会很紧张。地方政府没钱了会怎么样?有些地方的公务员和老师,已经两三个月发不下来工资了,包括一些地级市,都在贷款发工资。就拿上海而言,本应该有更多供地的地方,但是现在供地非常非常少,只能用行政性的方法抑制,这是违反经济规律的。要抑制房价是对的,但现行的方法肯定是有问题的,导致房地产业出现了很大的僵局。进一步来看,是否存在着再靠“铁公基”等基建措施来拉动经济的可能?事实是,受到地方债务约束的,效果会递减。金融更不用说,P2P爆仓4000多家,债券违约、私募违约频发,甚至已经变成社会问题。目前来看,存在着资本市场低迷、人民币贬值、消费市场不景气的情况。

 

消费市场不景气

由于房地产的问题,引起橱柜、厨电、家用、照明灯饰等销量下降。消费意愿降低。房地产行业去杠杆速度加快,以恒大为代表的开发商都开始甩卖产品了。前不久在广州参加“新媒体千人峰会”,这个会每年都有很多赞助商,今年的三个大赞助商,会议前全部取消赞助,就是因为上半年结算发现资金很紧张,只好捂紧钱袋。比如说,像方太这种非常优秀的企业,前两年发明了一个洗碗机,供不应求,今年的增速也下来了。

 

贸易战影响

贸易战对大家的心态有非常大的影响。大家没有想到美国朝野两党和各方面,包括当年为中国入世和最惠国待遇待遇呼吁的公司,现在也调转矛头,尽管它们也不支持对中国加税,但支持特朗普对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批判。我上个月到硅谷,我的高中同学说,中国去硅谷挖人,常常是地方政府书记、市长带队,许诺条件,直接挖人,硅谷的公司很讨厌这种政府行为。我们的知识产权也存在问题,有的抄袭连BUG也抄走。这样做生意的方式别人受不了。

 

新动能遇到抑制

中国有好企业,像华为这样20多年前就在专心做研发的企业,是靠自己走向成功的。中国也有新动能、新模式,但我们对于新动能是不是真的支持?比如说,今年以来对于互联网视听领域的整顿很多,动不动就下架关停,有问题可以整顿,但要不要有个过程,先黄牌再红牌?什么都要牌照,那很多新媒体都不合格,包括罗振宇的“得到”,也因为没有视听许可证,无法在A股上市,只能去香港。说好的“新动能”呢?不就是让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吗?现在,当事实上一些新模式已经起来之后,政府还是会用那只“手”,用传统的管理方法去干涉和抑制。当我们最近接触了很多这样的案例以后,感觉是非常的不舒服。

 

社会情绪不稳定

社会方面,教育、医疗、房子的问题大家都感同身受,很多问题的表现形式都在固化、激化、极化,还存在404压抑。国企、国有金融机构在害怕出事的心态下,不求有功但求无过。央企的董事长首先考虑的不是怎样把企业搞的棒棒的,而是要千方百计不要出事。那么,民营企业呢?中小民企的日子很难过,规模做大了呢?也存在很多很多的问题。我接触了大量民企,我敢说,按长期心态做企业的比例在下降。外资企业呢?当年拥抱中国,现在面临竞争的问题、本土化的问题、不信任本土团队的问题。比如说有些外资公司讲,有些业务在美国可以做,但中国不行,所以必须要合资,现在变成外资如果没有超强的技术专利,方方面面的成本就会很高,过去有一些溢价的东西,慢慢地被消磨掉。不久前我应邀去参加一个私人银行的活动,对方希望我讲一讲资产合理配置的问题,比如适当在海外置业。我发现根本不用多说,人家刚介绍完产品,很多人就去找业务员咨询怎么办手续了。

 

中等收入陷阱的担忧

我一直不认为中国会跌入中等收入陷阱,因为同为泛儒家文化圈,日本、韩国、新加坡、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都已经成为了高收入经济体,中国为什么不行呢?现在我第一次开始认真思考这个问题,就是我们会不会掉进去中等收入陷阱。还有一个问题就是,在“自夸”文化下,我们的统计数据的可信度和真实性到底如何?我去很多地方,政府官员都夸耀说,引进了多少大项目,几十亿、几百亿,一两个小时就谈好了,几个月就动工了,我非常怀疑这种项目的水分,也很怀疑最终的投资承诺和投资效益到底能不能保证。有个建筑业央企的管理者跟我说,他们承建的很多政府项目都付不出钱,转手给地,结果建了一大堆商业地产,但不知道怎么经营。如果我们的增长都是这样形成的,数字看起来漂亮,其实就是陷阱。

 

既得利益者制约改革

 

其实中国不是没有好的方案,大家可以看2012年2月28日发布的《2030年的中国》这个报告,财政部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、世界银行弄了15个月,从2010年就开始启动了。其中很多内容延伸到2013年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中。但《2030年的中国》出来后,引起了争议,特别是国资委直接反对,还有一部分人认为这个方案代表外国立场,所以戛然而止。2011年出版的《陷阱还是高墙:中国经济面临的真实挑战与应对战略》也有很多有价值的观点,例如,“如果不能有效管理增速下滑及其带来的风险,不能形成创新和服务驱动的新的增长动力,那么中国也可能长期徘徊在中等收入阶段”;“随着中产阶层的壮大和教育水平的提高,他们对于改善社会治理、参与公共政策事务的要求会强化”。这本书里提到,最大的风险是既得利益集团会阻挠结构性改革。尽管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取得了重大进展,但仍然可以清楚地看到一种特殊类型的二元结构,一方面在可贸易部门存在着激烈的竞争,另一方面,基础产业中的行政性垄断导致效率低下和供给不足,并引起日益增长的社会不满。

 

我写过很多文章为国有企业的价值说话,但是,从总体上,国企的回报水平令人堪忧,而且国资委的管理模式越来越固化。最近陈清泰先生提到国资部门管企业,企业按所有制被分成三六九等,国有企业属“体制内”,有行政级别,具有最高的社会地位和话语权,在获取土地、矿产等自然资源、特许经营权、政府项目、银行贷款、资本市场融资以及市场准入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。这种情况继续延续,将极大地挫伤非国有经济的积极性,而且极不公平。

 

权力的异化无处不在

2013年,新华社有个“十问”,指出了一些问题:如向公众收取的行政性事业收费或政府基金的资金去向,包括土地出让金问题、民航发展基金、住宅维修资金、公交卡押金、涉农补贴等等问题。这个引发人的思考:很多部门都构成了自己独特的利益链条,并且都是以牺牲消费者利益为代价的。但没有办法挑战它们,因为它们总是“政治正确”,各种各样的繁文缛节让人头晕眼花,无法有效监督。这就是权力的异化。我认为这些问题并不简单就是一个“体制问题”、政府治理问题,这些问题的解决应该是政府、市场、社会均衡、协调、共治的结果。中国方方面面的文明启蒙都没有完成,在某种意义上都有既得利益的情况、机会主义普遍化的情况,这是我们整个社会的病毒。所以人人都在声讨官僚主义,但如果有机会,人人都会实施官僚主义。“官僚主义在本质上就是忽视现实,专讲形式,在政府下级机关可以解决的问题,而又不需要详细规定的事,却要提交上级机关以延长时日。很小的一个问题,故意咬文嚼字终久得不到最后解决。”类似这样的情况哪个部门都存在。前几天我看《财新》杂志的评论文章,说最近央行和银监会分别从商业银行收集数据、互不分享的时代结束了,那就是说以前都是互不分享数据的。这些国家的精英,讨论起解决问题都头头是道,怎么从来不想想为下面的金融机构省点力、少提交一次数据呢?归根结底,下面不是顾客,是管制对象,部门最大的利益来自管制,这已经结构化、无意识化了。有个朋友在做国外癌症药的引进,他说这些年国外的各类癌症新药大概有56种,中国只引进了5、6个,为什么引进得这么少呢?本质是原来受益的药厂和和医生集团形成了固定关系,于是用各种理由阻挠,什么中国人的体制特征不适合等等。中国香港的人种可以引进,但内地都不行。

 

客观地说,中国部门的廉洁度和效率比过去有提高,但也有很多不作为、懒政的新花样,有些基层部门的在编人员比例甚至低于50%,也就是靠不在编的人在干活。经济下行压力加大,企业迫切需要减税减负,就好像爬山,越往上空气越稀薄、越难,这是越希望包袱少一点。现在政府给企业带来的负担,从绝对数量上或有减少,但相对于处在困难中的企业的要求来说,并没有减少,有些地方甚至还在增加。

 

Part 3  问题与突围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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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的所有这些问题,并不能把批评的矛头简单指向体制,我一直认为一个健康的体系,应该是政府、市场、社会共同均衡、协调、共治的结果。我写过一篇文章《人的觉醒和中国的再出发》。我认为中国很大的问题是方方面面,每个人的文明启蒙都没有完成,在某种意义上都有既得利益的情况,机会主义普遍化,这是当前蔓延在我们整个民族、整个国家的一种病毒。所以说,人人都在声讨官僚主义,但如果有机会,人人都会实施官僚主义,导致社会交易的成本很高。

 

2013年的时候,提出来三期叠加的概念,即增长速度换档期,结构调整阵痛期,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。一定程度上使得现在表外融资一刀切,进一步加剧融资难。接着,房价和M2增速比翼齐飞。美国的资产是7.24万亿,中国今年6月的数据是253万亿,如换算一下,我们是它的两倍多,扩张的速度是非常快的。

 

现在呢,刺激已经遇到了窘境,其实现在货币市场的资金是松的,利率是下得很厉害,但这个钱也很难放出去,因为房地产在调控,基建已经有十年繁荣了,地方政府债务约束很大,它继续扩大能力也有限,过去用加杠杆托底的方法现在越来越无力。去杠杆的融资挤出,房地产对非房地产行业挤出,制造业上游切分大部分行业利润,发达地区对落后地区挤出,国企对民企挤出。

 

这些年,中国的经济是一刺激就上去,但上的幅度越来越低。土地作为信用中枢,不管地方政府还是房地产的贷款都是靠土地。很多人说政府卖地,其实,现在政府卖地的净收益已经慢慢接近于零了。我跟很多政府官员交流,其实拆迁、公建,公共服务一弄,没有什么钱。比如说,去年全国土地使用权的出让收入是52000多亿,但支出是57000多亿了。

 

一线城市房价涨的都很厉害,跌得就跌得慢,一线城市本身的市场,因为人都往这里来,所以应该有更多的供给,但土地供给很不足。三四线到处建新城,现在很多烂尾工程,又没有人气,那里的土地供地又很多很多,这都是一种错配。现在房价增速和经济增长背离得很厉害,GDP的增速一直在下降,但房价的增速还在涨。房地产的双刃剑效应终于到来了,繁荣之母,百业之王,捆绑了银行,捆绑了政府,地方政府肯定是捆在一起了。居民财富,平均百分之六七十是房地产体现的。你走上了香港道路,就很难走到新加坡道路了。新加坡多层次市场建立得很好,现在都变成了问题。

 

现在呢?除了旧的三期叠加,还有新的三期叠加。新三期是什么呢?其一,是战略机遇找寻期,现在的战略机遇期究竟是什么?恐怕还得找。其二,是债务压力释放期。其三,是社会共识撕裂期。社会共识的撕裂让我们这些秉持中庸之道的传统知识阶层很痛苦。旧三期和新三期互相叠加,是非常危险的。我觉得,现在还不是最大危险的时候,但是危险在逐渐扩大,在人的心理层面尤甚,所有最重要的就是稳人心。怎么稳人心呢?人心不是说稳就能稳下来的,人平常怎么被对待,他就有怎样的心,他在日常生活中是怎么被对待的,现实的场景决定了他的心态。所以,现在的中国,周期性的问题,体制性的问题,结构性的问题,素质性的问题,很多问题纠结在一起了,所以这个压力在最近这几个月特别明显。